1975年，在东北深山，一个猎人发现一具骨骸，心里很难受，当他看到骨骸旁的破烂本子，打开后一看，大吃一惊，原来是一个大汉奸，还是一个美女大汉奸，猎人顿感惋惜，一声叹息！
1928年6月，张作霖的专列在皇姑屯被炸上了天，奉系军阀的根基开始松动。那时候张琦刚满十八岁，住在奉天城最好的地段，父亲张伯轩是东三省官银号的大股东，跟张作霖手下的军政要员称兄道弟。
张琦的生活半径不过是从家里的三层洋楼到日本人的百货商店，再到俄国人开的西餐厅，出门有司机接送，回家有老妈子打洗脚水。她并不知道皇姑屯那声爆炸意味着什么，也不关心报纸上那些关于“满洲前途”的议论，只是觉得父亲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饭桌上的气氛越来越沉闷。
三年后，关东军的刺刀顶到了奉天城门口。九一八事变爆发那晚，张伯轩连夜让家人收拾细软，可还没来得及出城，银行就被日本宪兵队封了。张伯轩被抓走的理由很简单——他跟张学良的边业银行有千丝万缕的资金往来，而那些钱被用来资助了东北军的抵抗。
张家的宅子贴上了封条，汽车被没收，张琦和母亲搬进了北市场附近一间四处漏风的出租屋。母亲每天坐在床边发呆，不哭也不闹，就那么直勾勾地盯着墙，好像墙上写着她看不懂又非看懂不可的东西。
转过年的春天，她用一根麻绳把自己挂在了房梁上，张琦推门进去的时候，母亲的脚还在半空里微微晃荡。
父亲的老相识张景惠就是在这个时候登门的。这个在伪满政权里混得风生水起的政客，穿着一件剪裁考究的藏青色长袍，手里捏着一顶礼帽，站在那间破出租屋里跟周围的一切格格不入。他说跟张伯轩是多年故交，说一定会想办法把老张从日本人的牢里捞出来，说得情真意切。
张琦那年不到二十二岁，孤身一人，口袋里的钱撑不过下个月的房租，她把张景惠当成了最后一根能抓的草。
张景惠把她接进了自己在新京的宅邸，名义上认作干女儿，实际上府里上上下下都清楚是怎么回事。张景惠那年刚好六十整寿，而张琦比他小了将近四十岁。她找过张景惠几次，催问父亲的事办得如何。张景惠起先还敷衍几句，后来干脆连样子都懒得装了。
张琦后来辗转打听到，父亲早在1932年的冬天就死在了奉天警务署的刑讯室里，肋骨被打断了四根，脾脏破裂，死之前在水泥地上趴了整整一夜，没人管。
日记里有一页被撕掉了一半，剩下半页上只有一行潦草的字，钢笔尖划破了纸，墨水洇开一片：“知道了又能怎样。”从此她再没在日记里提过报仇的事。
1937年之后，张琦的身份从张景惠的情妇逐渐变成了一枚被安插在烟馆和酒楼里的棋子。她在哈尔滨道里区开了一家名叫“菊水楼”的料理店，表面上是接待伪满官员和关东军军官的高级场所，实际上还干着另一桩见不得光的买卖。
从周边农村和灾民当中搜罗年轻女子，以招工的名义骗进来，送进后院的隔间。那些隔间没有窗户，墙壁厚得听不见外面的声音。
日记里有几页详细记录着一笔又一笔收支，某年某月，“进金条两根”，某年某月，“转出十七人，收满洲中央银行券四万圆”。字迹工整得近乎刻板，一行一行排列下来，像粮行的进出货明细。
1943年冬天，关东军在北满搞了一次大规模的“治安肃正”，抓了大批抗日分子和所谓的“通匪者”。张琦不知道从哪里弄到了几个被捕者家属的名单，派人逐一上门，告诉她们只要交钱就能把人捞出来。
交过钱的家属等来的不是亲人回家，而是一纸死亡通知书。那些钱悉数进了她的腰包，日记里没有写这件事，但那段时间的金条进账明显密集了许多。
1945年8月9日，苏联红军越过边境向关东军发起总攻，伪满洲国的官僚体系像纸糊的房子一样轰然倒塌。张景惠跟着溥仪跑到通化大栗子沟，还没反应过来就成了苏军的俘虏。
张琦没有跟着跑。她收拾了几十根金条、一把防身用的手枪、几件换洗衣裳和那本日记，混在逃难的人群里出了城，一路向南，进了长白山的密林。她找了一处早年伐木工留下的木屋，用松枝和干草堵住裂缝，就那么在深山里住了下来。
最初几年，她还偶尔摸黑下山，用金条跟山脚屯子里的农户换些粮食和盐。后来金条用光了，换不到吃的，她就在木屋附近开了片巴掌大的地，种点土豆和苞米，勉强吊着一条命。
日记在1950年代之后就很少再写了，偶尔翻开一次，写下的内容越来越短，越来越不成句子。有一页写的是“今天在山泉里看见自己的脸，吓了一跳”，后面空了整整三行，然后补了四个字“不认得了”。
最后一篇日记写于1975年的初秋，那天的字歪得几乎看不出笔锋，全篇只留下一句话，十二个字：“此生活比死难熬。早该了结。”
入冬后的大雪盖住了木屋的屋顶，盖住了门前的脚印，盖住了一切。猎人杨德才在几个月后推开那扇朽门的时候，屋里的骨骸已经干干净净，只剩下一副骨架和一只攥着日记本的枯手。他后来跟人说起这件事，也不过一句话：“是个女的，小个子，骨头看着轻飘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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